自從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肆虐，造成全球性大流行，多國人民歷經生命、健康、財產的損失。台灣在疫情爆發之初，嚴格出入境檢驗，口罩限購，成功地將病毒阻絕境外，防止大量社區傳染；台灣民眾也積極配合各項防疫措施，可說在全體努力下，防疫表現可圈可點。
但其他國家可沒這麼幸運了，疫情肆虐下，多國政府風聲鶴唳，鎖國封城，經濟活動停擺，人民頓時失去工作收入，為緩解衝擊，美國、新加坡、日本、英國…等國祭出經濟補助、現金發放、企業貸款等措施。
台灣政府也在疫情期間，提出「酷碰卷」、「企業個人貸款」等。行政院長蘇貞昌更在五月四日 提出每人一萬元的「急難紓困金」方案，造成隔日大批民眾到地方公所請領，結果申請流程繁瑣，檢備文件複雜，請領資格計算公式以「家庭總收入」為單位，且不能有超額存款，申請民眾要提出自己有多「貧窮」、「失業」、「家徒四壁」，間接羞辱民眾，衝突場面不斷，政府美意大打折扣，突顯官僚不接地氣。
筆者本身是身心障礙者，在社福團體工作多年。民眾憤怒情緒，感同身受，政府美其名有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、《社會救助法》、《長期照顧法》等等法條，但遇「執行面」，卻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官僚審查嚴格，防弊思維濃厚，設想人民會詐取福利資源。因此「看得到法律」卻「得不到支持」司空見慣。
若非疫情影響生計，社會大眾難以了解官僚體制下，身心障礙者經年累月受到的政策技術性排除。因為現實上許多身心障礙者，因為身心因素，不容易在就業市場獲得穩定收入，換取生活費用，常陷於生活困境，補助政策十分重要。
但目前政府各項補助，往往以《社會救助法》為法原依據，但法條卻以「家戶」列為補助門檻，然而社會環境變遷，家庭撫養功能早已式微，獨居、單身不在少數，《社會救助法》還以家人親屬應負擔撫養責任，不符合社會現況。
為人詬病的還有「虛擬所得」計算，將法定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」當作已有收入者計算，未考慮社會就業環境變化快速，收入不固定是常態，也是不合理之門檻。
此外從人口數據也可看出《社會救助法》門檻高，認定從嚴。如台灣身心障礙者在2019年有118萬人佔人口數的5.03％。且多為無法進入職場的經濟弱勢者。即使撇除身心障礙者群體，以全人口計算，台灣2300萬人口中，中低收入僅有62.1萬人，占人口2.63％。比起鄰近的韓國、日本貧窮線人口約15％，明顯失真。
但各項社會補助(包含民間資源)卻常以是否具「中低收入」為基準，如：居家服務員、個人助理、租屋補貼、輔具補助、就學申請…等，因此社會救助法應以「個人收入」計算，從寬認定，按個人狀況補貼但不排富。
疫情剛好使制度漏洞現形；因為在社會動盪期間，任何人都有可能面臨失業，成為經濟需接受補助的對象。《社會救助法》修法實刻不容緩。
遠程目標可參考近年來討論甚多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，以保障每個人基本生活所需，維護生存權，避免因為門檻，造成請領者被汙名化。社會支持不該遺漏任何人。
至於預算方面，政府如果能夠照顧到全民需求，即使稅率較高，依然可以贏得支持。長年來，政府稅制問題嚴重，財團減稅，中產階級反而承擔大多數稅基，導致財源不足，無法有效滿足各階層的社會需求，只有稅金穩定充足，每位公民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支持而不漏接，才能建立人民與政府之間互助又互信的美好社會。別忘了，政府預算「取之於民」，也該「用之於民」，才是公僕之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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