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護與支持服務作為公共責任：從「照護空窗」危機看台灣障礙支持制度的根本困境』

 

2026年5月2日，許多障礙者、家庭與看護雇主走上凱達格蘭大道，提出「照護零空窗」、「制度公平」等訴求。這場集會不只是雇主的抗議，更揭示出台灣長期以來的制度困境：在現行政策架構下，無論是障礙者或家庭還是雇主本身，都被迫承擔一個本應由國家負責的照護風險。

然而，政府長期將照護問題簡化為「移工管理」與「勞動關係」，主要由勞動部負責制度設計，並以契約、費用與責任分配作為回應工具。這樣的政策方向，忽略了照護本質上並非單純的勞動市場問題，而是涉及基本人權與社會支持的公共責任。

在這樣的制度下，許多重度障礙者與其家庭，被迫成為「雇主」。不僅要面對長期照護需求，還必須自行承擔人力招募、管理與風險。一旦移工離開或服務中斷，影響的不是服務品質，而是最基本的生活條件——吃飯、如廁、外出，甚至生命安全。所謂的「照護空窗」，對障礙者而言，是立即且無法替代的生存危機。

在討論個人助理與照護制度時，也有人援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CRPD）第19條的精神，指出障礙者應有權選擇並控制自身所需的支持服務。部分國家據此發展出以障礙者作為雇主的個人助理模式。然而，公約的核心要求是確保障礙者的選擇權與控制權，而非規定特定的服務輸送形式。這樣的「雇主角色」，其前提是國家已建立完整的支持體系，包括穩定的人力供給、行政協助與財務支持，使障礙者是在「有選擇」的情況下行使控制權。

相較之下，台灣目前的制度，並非讓障礙者「可以」成為雇主，而是讓其「不得不」承擔雇主角色。在缺乏公共支持的情況下，障礙者與家庭必須自行面對人力不穩、管理負擔與風險壓力。當「成為雇主」不再是一種選擇，而成為維持基本生活的唯一方式時，這樣的制度設計，已經偏離了公約所強調的自主與選擇，反而成為一種責任轉嫁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重度障礙者所仰賴的移工照護，幾乎採自聘模式，相關費用——包括仲介費、管理費與各項行政成本——全數由障礙者個人與家庭自行吸收。這樣的安排，意味著能否獲得穩定照護，取決於障礙個人或者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，而非需求的輕重程度。對於本已面臨就業限制與額外生活成本的障礙者而言，這是一種雙重的結構性不公平。照護費用的補助，應當納入公共政策的範疇，而非繼續由個人或家庭獨力承擔。

衛生福利部所推動的長照政策，雖然在服務量上有所擴展，但仍以「補充性」為主，無法回應重度障礙者長時間、高強度且需高度彈性的支持需求。結果是，最需要穩定支持的一群人，反而被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，僅能透過聘僱移工來填補缺口。

當「照護不能中斷」的呼聲出現時，這不應被理解為要求加強對移工的控制或責任，而應被視為對整體制度失靈的警訊。若政府持續以強化契約或轉嫁成本作為回應，最終只會讓不同弱勢之間相互承壓，而無法真正解決問題。

因此，政策方向應進行根本轉型。政府應正視照護作為公共責任的本質，建立以障礙者為主體的個人助理制度，並整合長照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，確保人力供給穩定、服務不中斷，且不再由障礙者或家庭承擔制度風險。同時，也應釐清勞動政策與社會支持政策的界線，避免以移工制度承載本應由社會福利體系負責的功能。

照護不應是一場市場交易，更不應建立在障礙者或家庭的承受能力之上。當一個制度讓障礙者或家庭必須成為雇主，承擔整體風險，這不僅是政策設計的問題，更是對基本人權保障的忽視。

近年來，台灣已多次發生所謂的「長照悲劇」。從障礙者在照護空窗中遭受傷害，到照顧者在長期重壓下崩潰的事件，一再提醒我們：這些悲劇中，障礙者往往是最直接的受害者，而事件的根源，是制度性的支持缺失。當照護責任被長期壓在個人與家庭身上，卻缺乏足夠支持時，崩潰不是例外，而是制度設計下的必然結果。

如果一個社會持續讓最需要支持的人，獨自承擔人力不穩、經濟壓力與制度風險，那麼下一起悲劇的發生，就不應再被視為個人的不幸，而是可以預見的結果。

照護與支持服務制度的問題，從來不只是效率或成本，而是關乎一個社會如何看待人的基本尊嚴與生存權利。當國家選擇不承擔，讓障礙者或家庭在制度邊緣苦撐，我們所面對的，不只是政策失職，而是對人權保障的系統性忽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