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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莊棋銘（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 副秘書長）
2007年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（以下簡稱：障權法）大幅修正至今，已近20年未進行全面性修法。這20年間，台灣社會早已發生巨大變化。
2014年我國制定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，正式將CRPD精神納入國內法制；同一時期，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與網路平台尚未如今日普及，如今卻早已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從影音娛樂、網路購物、電子書，到政府服務與金融交易，數位科技已深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。然而，當這些資訊沒有提供足夠的無障礙格式、口述影像、手語、易讀資訊等支持時，科技進步對障礙者而言，反而可能成為另一道新的障礙。這正是障權法必須與時俱進、全面檢討的原因。
拒絕合理調整，就是看不見的歧視
「合理調整」是CRPD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。本次障權法修法，民間團體期待將合理調整明確納入法律，並確立「未提供合理調整，即是歧視」的原則，並於修法三讀後即刻生效。
然而，當民間提出相關訴求，政府屢次以「可能造成社會大眾恐慌」、「可能導致大量訴訟」等疑慮回應，甚至將合理調整描繪成一種可能凌駕他人的「障礙霸權」。但事實真是如此嗎？合理調整並非要求社會為障礙者無限制地提供任何要求，而是在個別情況下，透過協商，提供必要且適當的調整，使障礙者能夠與其他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。
如果整部障權法有真正落實權益保障，如今常見的無障礙設施不足、輔具研發與補助不足，個人助理時數不足等，導致現行法定服務無法完整回應障礙者個人重要生活需求，那麼應該檢討的為何障權法通過超過四十年，如今連基本需求仍無法滿足？
如果食衣住行、休閒娛樂、就學、就業、就醫等基本需求可以在制度獲得支持，就無須經常發動「合理調整」的要求，顯然目前現有的障權法是不足夠的。
因此，真正需要討論的，不是要不要合理調整，而是什麼是「合理」、如何「調整」、由誰判斷、如何協商，以及當權利受到侵害時，障礙者如何申訴與救濟。
沒有社區支持，就沒有真正的自立生活
過去兩次CRPD國際審查，國際審查委員會已多次關注我國的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合議題。2022年第二次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，也將「自立生活於社區」列為重要關切事項。CRPD第19條所保障的，是身心障礙者在社區中自立生活、融入社區的權利，而不是把障礙者繼續安置在隔離式的住宿機構或有障礙的居家環境。
因此，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符合通用設計理念的社會住宅，讓障礙者能夠有公平、可近的居住選擇；需要充足的個人助理與社區支持服務，使有人力支持剛性需求障礙者能依自己的意願安排生活；也需要就業支持與合理薪資，獲得自我成就與消費需求；有無障礙的設施設備、交通運輸、資訊無障礙取得，使社會參與及人際互動不被排除。
然而，目前政府對「自立生活」的理解，仍經常將「支持」與「照顧」混為一談。從資源投入，到公辦民營的法定服務輸送體系，都還沒有充分將「障礙者本人」的主體性放在最優先的位置。
更令人擔憂的是，現行制度經常將「家庭」視為服務是否需要提供的重要資源依據。然而，一再發生的「長照悲歌」，早已提醒我們：在少子化、家庭結構改變的今天，期待家庭永遠承擔主要照顧責任，早已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現實。
當政府把服務外包，誰來保障障礙者的權利？
目前，各級政府許多法定服務透過《政府採購法》委託民間非營利組織執行。「公辦民營」本身並不是問題，國內外也都有例可循。真正的問題在於：當政府將服務外包之後，是否也把原本應該由政府承擔的行政責任，一併轉嫁給民間？
許多民間團體必須耗費大量人力處理行政、核銷、評鑑與績效要求，甚至成為政府與障礙者之間的「資源守門員」。當服務資源有限時，第一線工作者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審核與行政程序，而不是陪伴障礙者解決生活問題。
我們不禁要問：「政府每年投入的身心障礙福利預算，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障礙者本人身上？還是預算花在行政管理的人事費比例過高？」如果制度設計讓第一線服務單位疲於行政，造成障礙者與承辦服務的單位對立，而障礙者卻仍然拿不到自己需要的服務，那麼問題恐怕不只是「資源不足」，而是整個服務輸送體系都需要重新檢視。
與其一次性普發一萬元，不如把經濟安全制度化
日前總統賴清德宣布，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將編列每人一萬元的普發現金，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成果。政府目前說明，將編列2357億元辦理普發現金一萬元，並以實質零舉債為原則。我們並不反對全民共享經濟成果。
但問題在於「一次性」的現金之外，政府是否更應該思考，如何建立長期、穩定且制度化的經濟安全保障？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，真正經濟困境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多了一萬元，而是每個月都可能面對比一般人更高的生活成本：交通、輔具、個人助理、醫療、居住，以及各種因障礙所產生的額外支出。
因此，障權團體長期呼籲，身心障礙者津貼、社會服務、相關輔具等涉及直接補助制度，應與《社會救助法》中「家戶所得」計算邏輯脫勾，以「個人需求」出發，但行政部門常年來偷換概念地將社會救助法中「救助」貧困者為主的救助體系，錯誤帶入障權法「權益保障」的補助標準中，導致非中低收入戶的障礙者補助十分稀少，在經濟安全確保層面大有問題。
一個成年人是否能夠維持基本生活，應該回到「當事者是否有足夠的所得與支持」來判斷，而不是因為家人存在，就理所當然認定家庭必須負擔所有責任。
因此，在普發一萬元之前，政府更應該把現有的經濟安全制度補齊，積極與民間商討如：《社會救助法》、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等等現有大法如何與時俱進？優先確保弱勢群體基本生活需求？或許可進一步討論類似「全民基本收入」（Universal Basic Income）等制度化可能性。
如未來政府年度稅收歲入結餘，有明確、穩定且具法律依據的方式回饋全民，比一次次在選舉前討論「要不要普發」更具有制度長久化意義，也能讓社會福利從政治口號，逐步走向穩定的社會保障。
真正的國安，是讓人民相信國家不會放棄自己
在國際情勢詭譎多變、對岸軍事壓力日益升高的今天，政府大力倡議「全民防衛」，希望人民居安思危、共同守護民主自由台灣。
但我們不經要問：「當一個身心障礙者面對生活困境時，他會選擇相信國家會在困難時拉自己一把？」當一位障礙者因為沒有足夠的個人助理而無法出門與生活自理；因為沒有無障礙住宅而無法方便出入；因為服務時數不足而只能長期依賴親屬；因為經濟安全不足而無法維持基本生活。
這些看似與「國安」無關的問題，其實都是人民與國家之間信任危機。一個國家最脆弱的地方，不只是軍事上防線，也包括人民是否相信：「當自己遇到困難時，國家會願意伸手接住自己？」
如果一位身心障礙者不相信國家會支持自己、不相信制度能消除障礙，那麼對國家的失望，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隱形國安破口。政府在大力宣揚台灣經濟成長、半導體產業領先全球的同時，也別忘了超過百萬的身心障礙者，正散落在社會不同的族群與階層之中。
我們不是經濟成長的局外人，也不是只能被動被照顧的次等公民。只要有足夠的支持，我們同樣可以工作、創業、成家、參與政治、參與公共事務，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份子。
在今年11月舉行「第三次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CRPD）國際審查」前夕；請還給我們一部真正能保障百萬障礙處境困難的同胞，一部會持續進步，符合障權公約的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