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民眾黨提出《尊嚴善終法》草案，主張為維護人性尊嚴及個人自主權，國家應保障病人請求醫師協助自殺及自願積極安樂死的權利。草案認為，現行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及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只能保障病人拒絕維生醫療，仍不足以回應部分重症病人選擇生命終點的需求，因此希望進一步建立由醫師終止病人生命，或由醫師提供藥物、由病人自行結束生命的法律制度。
然而，我們應該要思考的不只個人是否有選擇死亡的自主權，而是國家是否已經先建立充分的社會支持制度，讓障礙者真正擁有繼續生活的選擇。如果一個人因為缺乏個人助理、居家服務、居住支持、經濟保障、無障礙環境及家庭以外的照顧資源，而被迫將死亡視為唯一出路，那麼這樣的決定究竟是自由選擇，還是制度性支持不足所造成的不得已，必須受到更嚴格的檢視。
草案第四條規定，病人只要具有完全行為能力，並符合「疾病無法治癒」、「痛苦難以忍受」，以及「醫師與病人皆認為沒有其他合理替代方法」等條件，便可以申請尊嚴善終。草案對於「無法忍受的痛苦」採取相當寬廣的認定方式，不只包括身體疼痛，也包括身體功能衰退、對他人的依賴增加、絕望感，以及失去尊嚴或自主活動能力的感受。
這樣的規定對障礙者而言具有高度風險。許多障礙者所承受的痛苦，未必完全來自疾病或身體狀況，而可能源自社會支持制度的缺席，以及社會對障礙者的排除、否定與負面想像。當一個人沒有足夠的支持協助起床、如廁、沐浴、進食、外出、工作及參與社會生活困難重重；當家庭照顧者長期過勞，卻缺乏替代性支持；當障礙者因環境不友善、社會歧視及資源不足，只能被迫留在家中或入住機構時，其感受到的絕望、孤立與失去自主，往往是社會環境與制度共同製造的結果，而非障礙或身體狀況必然帶來的痛苦。若法律未能辨識這些結構性因素，便可能把社會排除所造成的絕望，錯誤地視為障礙者基於身心狀況所作出的自由選擇。
在相關影片中，後來離世的當事人曾經提到，如果台灣能像日本一樣提供完善的個人助理服務，他就不需要做出這樣的選擇。這段話非常關鍵，因為他清楚指出，所面對的困境並不只是疾病造成的痛苦，而是生活支持制度不足所造成的限制。當一位重度障礙者明確表示，只要有足夠的個人助理支持，他仍可能選擇繼續生活，社會就不能只把他的死亡理解為個人自主的實現，更必須追問：國家是否已經提供了所有支持他活下去的可能與希望？
如果國家沒有提供足夠支持，卻將死亡建構為一項完整、快速且受到法律保障的選項，便可能形成極為不平等的制度：活著所需要的支持難以取得，死亡卻有明確程序可以申請。
草案的另一項重大問題，是只要符合相關條件，並不排除非末期病人、失智症患者、單純精神疾病患者或身心障礙者申請尊嚴善終。這表示障礙者可能直接成為制度適用對象，而其需要協助、依賴他人或感到生活失去尊嚴等處境，甚至可能被納入判斷「痛苦難以忍受」的理由。
在一個仍普遍認為「依賴別人就是失去尊嚴」、「需要照顧就是拖累家人」的社會中，把對他人的依賴及尊嚴喪失感列為協助死亡的判斷因素，可能進一步強化對障礙者生命價值的偏見。障礙者也可能因為家屬疲憊、照顧成本、經濟壓力，或擔心成為他人的負擔，而產生「自己應該離開」的內在壓力。即使程序上沒有明顯的強迫，也不代表當事人的決定沒有受到社會環境及結構性歧視影響。
草案雖然設計三次申請程序，要求病人先向主治醫師提出申請，再簽具經公證的書面聲明，經過思考期間後提出最終申請，並接受兩位專科醫師、緩和醫療團隊、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專業人員的評估，表面上建立了相當複雜的程序保障。可是，這些程序主要仍著重於確認病人的意思表示、醫療診斷及精神狀態，沒有真正處理造成「死亡意願」背後的脈落、社會障礙、支持系統匱乏等因素。
草案所稱「沒有其他合理替代方法」，也欠缺明確的社會支持審查標準。法律至少應要求，在認定沒有替代方法之前，必須先確認當事人是否已經獲得充分的安寧緩和醫療、疼痛控制、心理支持、個人助理、長照服務、居住支持、經濟協助、溝通支持、合理調整及同儕支持。否則，所謂「沒有其他方法」，實際上可能只是政府沒有提供其他方法。
此外，草案雖允許病人以口頭、手勢或其他溝通方式提出申請，也提到必要時可由受過訓練的人員協助，但對於CRPD第12條所要求的支持性決策制度，仍缺乏完整規範。 真正的支持性決策，不只是幫助當事人表達「我要死亡」，更應協助其理解所有可以繼續生活的選項，包括可申請哪些服務、如何離開不適合的機構、如何取得二十四小時支持、如何減輕家庭照顧壓力，以及如何透過同儕支持看見不同的障礙生活經驗。
草案規劃成立尊嚴善終審查委員會，負責個案合法性審查、制度監控、資料分析及提出改善建議，但委員組成只明確要求法律、醫療及倫理專業人士，並未要求納入障礙者組織、社會支持制度專家或人權專家。 對於可能直接影響障礙者生命權的制度，如果沒有障礙者實質參與，很容易再度僅由醫療及法律專業者替障礙者定義什麼是痛苦、什麼是尊嚴，以及什麼樣的生命值得繼續。
因此，對《尊嚴善終法》的討論，不能只停留在「個人有沒有死亡自主權」的層次。自主並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。只有當一個人擁有充分經驗、知識，與可近用且可負擔的生活支持，能夠自由選擇住在哪裡、和誰生活、接受何種協助，並確信自己不會因為需要照顧而被視為負擔時，他所做出的生命決定才可能接近真正的自主。
如果國家尚未建立完善的二十四小時個人助理制度，障礙者仍因服務時數不足而被迫留在床上、入住機構或依賴高齡家人照顧，那麼優先需要被立法保障的，應該是有尊嚴地活著的權利。否則，當國家沒有提供足夠資源支持一個人生活，最後卻以尊重自主之名，協助他結束生命，這不只是善終政策，更可能是國家將社會支持責任轉化為個人死亡選擇。
生命權、自主權與自立生活權並不是彼此衝突的權利，而是不可分割的整體。真正的人性尊嚴，不只是允許一個人選擇如何死亡，更包括確保他不會因為缺乏支持而被迫選擇死亡。因此，在推行《尊嚴善終法》前，應檢視現有的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、《長期照顧服務法》、《社會救助法》、《住宅法》等等相關法訂支持服務是否足夠？是否足夠支持障礙者在生活層面有自主性與尊嚴？可選擇有品質的活著自己想要的社區？在此基礎上，充分邀請身心障礙者、高齡者、重症者當事人對相關法案的看法，並將「法訂服務」、「公共資源」是否足夠？列為評估當事者是否可選擇善終的「重點」討論依據。如此才能作到自主生活、自主善終間取得一個有尊嚴真正可選擇的平衡點。 顯示較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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